从日常消费上也很容易看出大学里的贫富差距。某高校BBS上有这样一个顺口溜：一月二百贫困户，四百五百不算富，千儿八百是扮酷，两千三千是大户。
在电影《求求你，表扬我》中，记者王志文问：什么是幸福？农民工范伟答：幸福就是我饿了，看见别人拿了个肉包子，那他就比我幸福；我冷了，看见别人穿了一件厚棉袄，那他就比我幸福……
基尼指数低于0.2是一个国家国民幸福的指数之一，这表示国民收入分配绝对平均；0.4—0.5表示国民收入的贫富差距较大；中国的基尼指数一度达到了0.47，超过了0.4的国际安全标准线。
[虽说个人的幸福与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主观感受，但政府依然大有可为。政府提高公民幸福感的路径有两部分：一是提供一个公正的可持续的生存秩序，另外是通过教育培养出有能力追求幸福的公民个体。相对而言，后者更为重要，因为真正有能力追求幸福的公民，会主动地反思和改善他生活于其中的秩序与规则。 恰如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在21日所说，中国的【www.canton8.com不良信息过滤】体制改革多是以经济体制改革的名义来推动的，转变政府职能，其第一层含义自然是为了降低过高的投资率，驯服其过度奔放的GDP冲动，然而更深刻的含义却是政府在重构自身与社会以及公民个人的关系，为社会释放出更多的空间，并因此将更多的资源配置到能给公民带来安全、公正与健康的领域来。
政府不“侵入”公民个人的灵魂领域，这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理念。但个人的幸福与否，却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主观感受。因此政府可以提高公民幸福感的路径有两部分：一是提供一个公正的可持续的生存秩序，另外是通过教育培养出有能力追求幸福的公民个体。相对而言，后者甚至更为重要，因为真正有能力追求幸福的公民，会主动地反思和改善他生活于其中的秩序与规则。在中国古代，他们是关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士阶层”，而在现代，则是接受现代教育的每一个公民。
关键在于，政府愿意提供什么样的教育体制与教育内容。前段时间关于“孟母堂”的争论，提供了一个具体而尖锐的案例。其背后的涵义是：在现代社会，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是可欲的、幸福的？而这，恐怕也是意图增加国民幸福感，而又掌握着教育大权的政府所不得不面对的根本问题。(周木夏/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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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北京3月9日电（记者秦大军张建平齐湘辉）正在北京出席政协大会的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辜胜阻呼吁，面对日益加大的贫富差距和庞大的需要求助人群，政府需要强化再分配功能——通过财税措施进行第二次分配和引导慈善捐赠进行第三次分配，缩小差距、缓解矛盾。中国正处于一个重要的社会转型期，城乡、地区、行业以及个人之间出现的贫富差距日益引起社会高度关注。辜胜阻委员引用数据说，根据国际组织专家的估算，中国10％最贫困人口消费份额只有1.8％；20％的最贫困人口消费份额只占4.7％。统计表明，中国农村2600万人属于绝对贫困人口，还有将近5000万刚刚脱贫。此外，2200万城市居民享受政府提供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加上残疾人口、受灾人口等其他生活困难者，需要社会求助的人口数以亿计。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收入分配可分为三次分配。第一次分配是由市场按照效益进行分配；第二次分配是由政府通过税收和财政支出，以社会保障等转移支付的形式进行的分配；第三次分配是通过个人收入转移和个人自愿缴纳和捐献等自觉自愿的方式再一次进行分配。
第三次分配的主要内容是慈善捐赠，包括扶贫、助学、救灾、济困、解危、安老等形式。辜胜阻委员表示，第三次分配在帮助低收入者和无劳动能力者进而影响和缩小社会贫富差距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捐赠尚未成为普遍的社会习惯和公众行为。辜胜阻委员说，中国私人慈善捐赠去年创历史新高，达17亿元，但从人均看，只不过1元钱多一点。据中华慈善总会统计，中国每年的捐赠大约75％来自海外，15％来自国内的富人，10％来自平民百姓。另据调查显示，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有捐赠记录的不超过10万家。
辜胜阻委员认为，需要完善税收激励机制，降低慈善捐赠的“交易”成本，建议将目前企业和个人捐赠的税前扣除额度由企业应纳税额的3％和30％作适当调整，调动企业和个人的慈善捐赠积极性，加强第三次分配的制度建设。
国外许多大型企业尤其是大型跨国公司常常设有附属的基金会，这是国外慈善事业的一个重要的资金来源渠道。辜胜阻委员认为这种模式值得借鉴，应针对新兴的富人群体，加大对新富群体的重点劝募力度，发展大型企业的慈善基金会。
辜胜阻委员还强调，要做好慈善组织和慈善基金会的评估监督工作，一要有法律保证；二要有政府监督；三要有社会监督；四要有内部监控，要实行透明化管理，慈善组织的良性发展，有利于充分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
一个拥有摩天大楼的富人和一个没有立锥之地的穷小子，并存在同一个地面上，并不一定会导致骚乱，只要那个穷小子知道那个富人从前也跟他一样，自己经过奋斗也可以上升，那他就不一定非要劫富济贫不可
眼下，社会上的戾气似乎越来越浓，仇富的情绪在蔓延。开宝马车的人，一不留神与人发生纠纷，就会陷入麻烦之中，弄得不好，还会招来网上声讨，甚至追杀。有人说这是贫富差距加大的必然结果。因此，声讨民营资本家原罪者有之，主张杀富济贫者亦有之，甚至有人，恨不得再来一次“文革”。
当然，贫富差距的加大，特别是加大的幅度比较快的时候，的确会对社会产生冲击，更何况，我们现在的富，尤其暴富，往往都跟权力有着说不清的关系，权力所致的“贵”和财产所致的“富”，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难分彼此。如果这些富且贵之人再富贵骄人，甚至为富不仁，那么，底层社会难免会要有压不住的火往上窜。
不过我不相信贫富差距是造成这一切的主要原因。美国的贫富差距比中国要大得多，为什么人家没有像我们这样仇富？就算宝马车在那里不算什么，但好像也没听说那里的穷人朝豪华游艇扔石头。
历史告诉我们，一个社会的稳定，不患寡而患不均，因此平均财产是一种境界。而承认贫富差距，维持上升管道的畅通，又是一个境界。两种境界都可以导致稳定，不过显然后者对于社会的发展更有利。无论有多少议论追念中国曾经有过的平均的“好日子”，谁都知道，那种日子回不来了，已经走到今天的中国，只能在承认差距的前提下，保持发展。承认了这个前提，那么，社会稳定的因素，实际上最突出的，就是上升管道的畅通与否。
在一个正常发展的社会里，有人发家致富，对于其他人而言，可以激起嫉妒，也可以激起人们争相致富的斗志。这对于个人、家庭、社区和国家，都是好事。国家所要做的，主要是在法律和制度上保障人们致富渠道的畅通，保障人们改变地位身份的渠道畅通，不至于因为一些人为的因素，使得上面的人垄断了所有的好事，下面的人无论如何挣扎，也上不去，永远沉沦。也就是说，一个拥有摩天大楼的富人和一个没有立锥之地的穷小子，并存在同一个地面上，并不一定会导致骚乱，只要那个穷小子知道那个富人从前也跟他一样，自己经过奋斗也可以上升，那他就不一定非要劫富济贫不可。
上升的管道，不见得直径很大，关键要通畅，不能有干扰。中国王朝【www.canton8.com不良信息过滤】的时代，科举制度实行了一千多年，取士时宽时窄，明清两代，三年取士一次，录取进士不过三四百人，管道不可谓不窄，但由于国家刻意遏制科场舞弊，基本上保证了考试的严肃性和公正性，据吴晗和费孝通先生的研究，科举取士，还是以来自中下层的士人居多，贵胄子弟，从来无法垄断和控制科举。因此，这个制度，大体维持了士大夫阶层的稳定。
现在的社会，处在下层的人们，若想改变地位，主要通过两个渠道，一是上学，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改变身份，最好能变成国家公务员；一是通过劳动或者经商致富，打工，摆摊，开店，办中小企业，最终走上富裕之路。可是这两条路，目前都存在问题。
前者，由于短时间内大幅度的扩招，高校基本上难以维持既有水准，无法使学生获得谋生的技能和素质，加上公务员考试各自为政，标准不一，最后关头的面试又难以避免权力和人情的干扰，因此，在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上，学生的挫折感和失败感前所未有地增加;后者，找不到国家正式工作的学生，想要自主就业，依然困难重重，想从个体户做起，成功的几率非常小，在国家的统计数据中，个体户的数量，一直在逐年减少。至于那些进城谋生的农民，想从摆小摊做起，所遭遇到的困难，往往是不可克服的。
在美国，最诱人最持久的传说，是美国梦。说白了，就是穷小子可以通过个人奋斗，变成大人物的故事。这个梦，已经是种文化了，有这样文化的国度，无论存在多少问题，上升的管道应该是畅通的。我们中国人，也应该有自己的梦，不是梦见每人都能坐上抽水马桶(这是周谷城先生上世纪30年代的梦)，也不是梦见自己娶了漂亮的媳妇(这是多数中国男人的梦)，而是梦见自己经过奋斗，终于有了美好富足的结果。政府要做的，就是维持人们实现自己梦想的管道畅通无阻。
想起前段时间在美国中期选举时看到的一则美国电视新闻，记者问一壮汉对驴、象两党的看法，他说：大便！又问他如何评价所在选区的候选人，他说：全是婊子养的！而这些极度负面情绪的产生是因为“我的生活就像一团大便，糟糕透顶”！美国民众这样小瞧美国的政客，当然是深受我们的多数媒体赞赏，它再次验证了美国政府不得民心，而且共和、民主两党本质相同，老百姓火眼金睛，一眼就看到了核心。不过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小一点的、普通人的思维承受得了的角度来看看这条新闻，美国作为一个早就“崛起”的超级强国，从文治到武功，方方面面足够给他们的国民充分炫耀(也叫做“自豪”)的资本，假若个人在价值顺位上低于国家的话，美国的任何公民都没有理由觉得他们不爽；可是觉得不舒服的美国公民并不承认这种价值排序，他们的反应很自然也很合乎人性：我活得不好，政客当然就是大便。
再举一个小国的例子，先说明一下，我是相当厌恶这种大国小国的划分法，它预设了某种大国虚荣在其中，好在要说到的冰岛，他们的国民可能不在乎别人叫他们小国，因为他们喜欢这样介绍自己的国家：如果冰岛在地球上从来没有存在过，可能对人类也不会有什么影响。这样的一个小国，在联合国宜居国家排名中，总是靠前，国民的幸福指数也远高于其他准备崛起的“大国”。
无论大国小国，国民的幸福感受是第一位的，把国民压到最小，把国家放到最大，这种斯巴达式帝国，早就证明了是泥足巨人，行之不远。大国与小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大国民：他们的幸福是放在第一位的；他们不幸福了，就有资格抱怨、不满、用选举把做不好的人换下来。也正是因为这点，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多数幸福，才是一个政府及一个国家的最终追求。不幸福的人多了，你连存在的合法性都会受到质疑。
让国民觉得幸福，有长远的诚实方法，让他们吃得饱、穿得暖、读书看病不至于破产、有房子住、财产与生命不受威胁、思想得到尊重、观点得以表达，那么容易满足的国民一般就会觉得幸福——至少我认为中国人会觉得满足。短视一点的做法是让人相信从吃饱穿暖到思想观点都不重要，没有这些一样可以很幸福，不过没有被逼急的人一般不会采取这种下下之策。
中国很大，这二三十年也迅速积累了财富，这提供了足够的多面性，150万户家庭占据了中国70%的财富，按每个家庭辐射20人来统计，这3000万人多数是幸福满溢的，只看到他们的话，当然觉得中国是大国。如果想到其他十多亿人只有的那30%的财富，又觉得我们离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多数幸福还差得远，在数量庞大的贫困人口与远远超过贫富差距警戒线的基尼系数之下，谈单个国民的重要性，谈国民的崛起(如果一定要用这个词汇的话)可能才是当务之急，不然“大国”谈得多了，云里雾里的，就会觉得拖了国家后腿的穷人们不懂事、不争气，在自觉不自觉当中就会忽略他们以成就大国梦想，那样的大国，要来做什么？ (作者系专栏作家)
